科學 · 思考 · 歷史

我們都是外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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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類遷徙圖(維基百科圖片 http://bit.ly/2cvutQJ

我家族譜裡記載著一則故事:話說我家祖先原籍四川,六百年前輾轉遷到廣東。因言語不通(「有分聲之別」),常跟本地人(廣東人)發生爭執(「常因失和」)。為了覓地興建居所,祖先們向本地人購入閑置土地(「乃將他們的屋或不合居人糞廁之類,全部購買,拆除改新蓋造」)。然而本地人經常暗地裡搞破壞(「他們心仍不足,常在三更半夜,將我們新蓋泥牆推倒」)。為了防範本地人,祖先們把同宗同籍者組織起來防衛(「故糾有同宗同籍者,前來集夜守護,稍可安寧,因此有多姓同居一鄉之由來也」),本地人才停止破壞(「有時擾亂,看見客家人團結,不敢欺負」),故事以本地人移居他處告終(「後來各安份守己,兩不侵犯,他們本地人自動移居別鄉」)。

族譜是家族的歷史。歷史事實只有一個,觀點角度卻因立場而異。寫族譜的人自然不會詆毀自己的祖先,但是在當時的本地人的眼裡,我的祖先無疑是從遠處大批過來搶奪資源的惡人。本地人最終為何移居他處,族譜並未提及原因,但恐怕不會是因為覺得世界很大,想出去走走。

其實遷徙是人類歷史上的常態,小至個人或家族的遷徙,大至一個民族甚至整個人種的遷徙,在歷史上從未間斷。智人 (Homo Sapien) 的祖先走出非洲,遇上守候在歐亞交界的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想必也曾進行過激烈的爭奪。土地問題不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也是切切實實的生存問題。尼安德塔人最終滅絕,智人帶著少量的尼安德塔人基因,輾轉到達世界各地。這些遷到不同地方的智人分支,在數萬年間又不斷重演著同一份劇本。突厥人入侵印度和中亞,歐洲人入侵美洲和澳大利亞,趕走或征服原住民,將土地據為己有,都是為人熟知的例子。

有趣的是,外來者經過一兩代時間,就會忘記自己是外來者,並以本土自居,排斥其他外來者,也排斥原住民。因此,這並不是甚麼本土和外來的分別,而只是維護自身族群利益的手段。說到底,從基因和血緣的層面看,除了留守在非洲的智人後代之外,世界上沒有誰不是外來者,只有先來和後來的分別。從生存的角度看,排除異己並沒有甚麼不妥,卻不必以道德高地來美化自己。畢竟在生存的前提之下,人類所做的一些行為,跟禽獸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政治 · 歷史

六四事件廿五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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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發生時,我還只是個小學生。當年因著學校的功課要求,我從四月到六月期間,每天都要讀幾份報紙做剪報。那時我對於整件事的理解,就是手無寸鐵的人民,為了爭取民主公義,對抗著獨裁者的軍隊,結果大量無辜的學生和市民被殘暴的軍隊屠殺,而背後指使屠殺的就是魔鬼般的中共獨裁者。我記得那時畫了一幅畫,把鄧小平裝扮成清朝皇帝的模樣,帽子上寫了「獨裁者」三個字,旁邊畫了個骷髏頭。那時我會和家人一起去參加大遊行,「xxx下台」、「結束一黨專政」、「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力量萬歲」這些口號,我喊過。《自由花》、《血染的風采》、《龍的傳人》這些當年的主題曲,我唱過。這是一場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民主與獨裁的對壘,非黑即白,毫無懸念--是的,當時的報章、書刊就是這麼說,我也是這麼想。

之後一段時間,每到六四我就去參加燭光晚會。後來到了投票的年齡,每逢選舉,投票給港同盟、民主黨是慣性動作。因為對於當時的我來說,民主等如公義,爭取民主就是彰顯公義,是每一個有血性的選民都應該做的事情。而作為一個在半支米字旗底下成長的人,我對於自己的「英國藉」身份曾經相當自豪,對於「中國人」的身份則相當抗拒,甚至有一段時間引以為恥。雖然我還沒有能力深究當中原因,但這卻是我一直以來的信念,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意識型態。使用這意識型態來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既省力又安全,因為它像TVB的劇集一樣簡單易明,而且跟主流報章相吻合,不易受到同儕的挑戰。

但是後來我因著讀書的關係也對中國文化、哲學、歷史增加了了解,對於中國產生了同情。我開始以批判的角度反思和挑戰自己一直以來所相信的一套政治意識型態,也不再是民主黨和支聯會的死忠支持者。回歸前兩三年左右,我開始拋開假英國人的身份,並以中國人自居。香港回歸那天,我看著電視畫面上那下沉的米字旗,意識到帝國的斜陽跟我再無關係。我未至於會說甚麼百年國恥得以昭雪那些話,但從此以後我看見五星紅旗加國歌這個組合就會熱淚盈眶不能自已。那時我投入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意識型態,從盲目地以假英國人的身份自豪,一下子變成盲目地以中國人的身份自豪。神舟五號升空之後,我把仍未過期的BNO護照塵封在箱底,改用特區護照。英治時期的經歷正式成為回憶,從此永不回頭。

近年因為出國旅遊,多了留意外國的新聞和歷史。我開始學習如何把社會上的事件放在一個大環境裡面看:縱向方面,我嘗試探討它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橫向方面,我嘗試探討區域事件與國際形勢之間的關係。我勉力拋開主流媒體所刻意營造的政治意識型態,也拋開個人的主觀喜惡,嘗試以局外人的角度,以歷史的觀點,審視我身邊發生的事情。我越來越感覺自己不再僅僅是一個中國人,也是一個世界公民。我發覺我不必把自己囚禁在深圳河以南的這座小城市,甚至不必把自己對國家民族的感情與中國治亂興衰的循環綑綁在一起。我也不必全盤接受或否定某個國家或某個民族,因為世事從來就不可能像TVB的劇集那樣簡單。

今天是六四事件廿五週年。過去廿五年來,社會上關於六四的爭論來來去去都是那幾道板斧,不同立場的人都是以自己的政治意識型態立論各說各話。我當然也沒有能力提出甚麼聰明深厚之見,只希望在這個垃圾資訊充斥的時代,自己能夠學會以客觀而廣闊的眼光,觀察這個歌舞昇平卻又充滿隱患的世界。

歷史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核戰恐慌

1945年,美國以原子彈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美國是世上唯一擁核國家,他們認為憑著這項優勢,美國只需要相對小的傳統兵力就能保障其全球利益。但是蘇聯在1949年成功試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如意算盤,也揭開了冷戰的序幕。在國外,美國認為必須重新依賴傳統兵力,尤其以保護西柏林免受蘇聯入侵至為重要。在國內,政府大力推動宣傳和教育,提醒國民萬一遭遇核攻擊時的應對方法。其中,美國國防部製作了一套名為Duck and Cover的教育短片,教導美國兒童在核爆發生時要立刻像(縮頭)烏龜一樣尋找掩護。片中多次強調,核爆隨時隨地無預警之下發生,任何一個美國人都要時刻警惕。美國人習慣受大西洋保護,兩次世界大戰都能隔岸觀火,但是隨著原子彈及彈道導彈的發明,海洋屏障變得越來越薄弱。這套短片充份顯示了那個年代美國人對核戰的恐懼,這恐懼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中達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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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從《十月圍城》到青山紅樓

初秋的黃昏,殖民地的西陲。

萬籟寂靜無聲,彷彿保守著不可告人的秘密。太陽無力地發出了最後一抹餘暉,終於隱沒在西邊的山嶺,像在暗示著大清帝國的命運。只有少數人知道,在這寧靜而平凡的一刻,在這偏僻而荒蕪的一隅,中國的歷史正在悄悄地被改寫。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幢兩層高的小樓裡。在昏黃的燈光下,孫文、黃興及其他同盟會的革命志士們,正在秘密商討起義的細節--這些不是電影《十月圍城》裡的劇情,而是一百年前發生在青山紅樓的真人真事。

小樓以紅磚建成,位於青山南麓的青山農場內。農場主人是富商李紀堂,多年來一直秘密資助革命活動,而青山農場正是提供給革命黨人匿居及策劃革命活動的場所。著名的惠州庚子起義及廣州黃花崗起義,據傳就是在此策劃。農場對出不遠是散石灣,方便革命黨人秘密交通往來,不怕出現電影裡的驚險場面。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一百年後的今天,大清帝國早就煙消雲散,昔日的蒼海桑田亦變成人煙稠密的屯門新市鎮,只有青山紅樓被作為一級歷史建築保存下來,記載著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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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銅像 (Winaf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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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至今仍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Winaf 攝)

從輕鐵蝴蝶站下車沿山邊往西南方向走,通過「中山公園」牌坊後沿小路步行數分鐘,即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隨風飄揚。由於紅樓的歷史價值,後人在這裡豎立了紀念碑,碑上漆上國民黨「青天白日」黨徽,下書「孫逸仙博士紀念碑」八個大字。碑前安放了孫中山先生的紀念銅像,基座刻上「天下為公」與及孫中山先生遺囑全文,供後人憑吊。每年十月十日,這裡都會舉辦非官方的紀念活動,提醒人們當年革命先烈披荊斬棘的革命精神。

紅樓前面,原本還有六株桄榔樹,分別由孫中山及黃興種植,無奈已先後枯死。紅樓牆上寫著「天下為公」、「博愛」、「知難行易」等孫先生的名言,代表國父的畢生革命理想。可惜由於缺乏打理,這一級歷史建築如今已是殘破不堪。

照片 053
紅樓如今缺乏打理,破落不堪。(Winaf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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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逸史》(作者: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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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香港

中山公園與青山紅樓

《十月圍城》不是全虛構 相關人員還原歷史

感想 · 歷史

香港:一個容不下理性質疑的社會

對於「六四事件」的討論,我早就感到很厭倦,但觀乎近日「陳一諤事件」引發的網上話題,實在不吐不快。寫這類文章很吃力,所以我先借用一下別人的觀點:

支持陳一諤

有報紙說陳同學質疑屍體不知道是解放軍還是平民,但我們可以看到他只是說「同一條屍體有人話係解放軍,同一條屍體又有人話佢係平民,究竟嗰條屍體佢係解放 軍定係平民呢?我哋唔知道,但係我哋知道一樣嘢,我哋可以透過討論,可以透過去了解,去明白到究竟邊一方面係有理據嘅。」這段文字與報章上的說法完全不同。除此例之外,還有其他,我也不詳述,請大家自行比對。我在此想說明的是,無論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甚麼,我們都應該公平公正地去報導他的言行,而不該因為他與我們的想法不一致而去把他塑造成「大罪人」。如果你覺得他的說法有問題,那就把他的說法原原本本的寫出來,讓讀的人自行去分析,而不是把他的說法扭曲。這種「扭曲」是不能接受的,那與中央企圖把六四扭曲根本沒有分別。

圍剿陳一諤 | Journalist

陳一諤的言論確有問題,可是港人對他的批判討伐亦不見得適當。你說他有問題,便去指出來,再告訴他你所知道的、你的理念,他接受就是,不接受,也就是了。 可情緒的謾罵實在太多,人家提出一點異議(姑勿論是合理與否),群眾就對其扔出一堆雞蛋蕃茄,黨同伐異,叫他收聲,那跟共產黨叫民眾收聲有何分別?今日之大學生,與昨日六四之愛國青年,同樣是社會的將來。大學生為何不能對問題有多個角度?模擬答案是對的,可是別的答案縱然錯了,也可以從修正和教育中導引出 更深的思考。港人一聽見人家對六四的看法不同自己,便一陣炒蝦拆蟹,與內地人聽見你質疑共產黨時便草泥馬四散,有甚麼分別?既然港人認為自己知得更多,角 度更為全面,怎麼不去以理服人?

六四盲目情意結

我們常常教導學生要有critical thinking,可是,當一個大學生用critical的眼光質疑固有的六四論述時,卻被視作洪水猛獸,被傳媒和政客追打;被盲從的同學扼殺他的言論自由,而整個社會的所謂「文化界」,竟然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句公道話。

在政治議題上,我從來都不是激進派,因為我認為在這種問題上必須保持理性,避免受情緒左右判斷。「六四事件」那年我讀小學六年級,對於當年在北京發生的事,我透過報章和電視畫面,閱讀和觀看了不少資料。雖然我不能完全確定資料的精確性 (accuracy),但我從未否定過當年發生過武力鎮壓(不論稱為「屠城」或「屠殺」),也沒有否定過中央政府在事件當中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不論學生們有沒有犯錯),因為早就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些說法。

但是,對待這些事情,我們必須保持批判的眼光。如果有哪些人,說了一些跟我的想法相違背的說話,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理性分析,找出對方的錯誤,同時反省自己的想法有沒有錯,有沒有遺漏,而不是亂扣帽子,好像要把對方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特別是在處理關於六四的細節問題時,理性的態度尤為重要,要記著「客觀」不代表「沒有立場」,「存疑」不代表「模稜兩可」。我認為香港人在很多問題上很理智,但說到六四則常常表現出過激的情緒,而且欠缺批判思考。這種現象可以理解,但不應鼓勵。

我的觀點,仍是我在《十七年前的未解決事件》寫過的說話:

我認為平反六四,應該實事求是,查明歷史的真相,然後想辦法避免重犯錯誤。當年的報章報導,尚且有誇張失實的地方,何況現在事隔多年,如果憑著僅有 的記憶,在口號與歌曲之中,重塑出滿腔憤怒,以此要求平反六四,豈不十分危險?我認為讀資料,查真相,才是平反六四的正途。當時國家的內外形勢如何?天安 門廣場上又是甚麼情況?六四「屠城」怎樣個屠法?連基本事實都未搞清,把「六四」簡化為「屠城」然後加以評論,忽略事情的內部複雜性,這樣還談甚麼平反。 中央政府縱然不合作,但一般人至少可以憑已有的資料,從中立的角度去討論六四,作出比較客觀的推測和評論,而不是大聲疾呼「人民力量萬歲」和「反對一黨專 政」這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如果不明白事情的本質,便永遠學不到教訓,平反六四就永遠無望了。

今天,我們走過了十七載的悠悠歲月。燭光晚會仍每年舉行,但我相信,六四平反是遲早的事。當人們不再義憤填膺,能夠從客觀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的時候, 便是我們回望歷史,反省過去的最佳時機。平反六四,究竟純粹為了抒解滿腔怒憤,還是真能從中獲得教訓,確保將來不會重蹈覆轍,要靠這一代及下一代人們的大智慧。

二十年轉眼過去了,中共政權不會永遠存在(世上哪個組織可以永遠存在?),但如果人們還不戒掉這種對六四的盲目情緒反應,就算將來中共倒了,六四的真相也不知要再過多少個二十年才能查明,更有可能永遠石沉大海。真相未明,六四就是表面上獲得平反,也勢將失去了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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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前的那個晚上

我實在沒有時間和精力參與關於六四的討論,故請容我關掉本文的留言功能。要回應的朋友請另文引述,我會透過 trackback 閱讀,必要時再作跟進。謝謝。

歷史

西關商團血案 與 六四事件

Image of Yi zong xian dai shi shi da fan an

近日從陳定炎博士〔註〕及高宗魯教授合著的《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一書中,讀到有關 1924 年 10 月 15 日,發生在廣州西關的大屠殺事件。外界估計事件中有上千平民死傷,另數千房屋被焚。其中下令屠殺者,竟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六四事件」十九週年之際,我嘗試抽出書中所引的幾段當時報章的報導及評論,讓大家了解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並以古鑑今,思考大國崛起下的當前形勢。

〔註〕陳定炎博士是陳炯明的兒子。

據書中引述,當時的香港中文報章《華字日報》對事件有以下報導:

計15日之一天,大焚劫後,商民之希望孫政府停止焚殺,殆與滿清兵入粵時,自第一甫殺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頭謝恩,請勿再殺,(今謝恩里即此役紀念)同一情形;而暴兵於16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廣三碼頭之放火焚毀,萬目共睹,皆知為福軍放火,而16日下午,長堤一帶又搶劫如故。至17日,本為暴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暴政府仍未宣布解嚴。福軍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張民達所部大焚大掠後,又在惠愛西路捕殺人多名,被殺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問何故,捉到就殺,商民生命危險如此。

事件受到各方譴責,其中《順天時報》於 1924 年 10 月 22 日有以下評論:

吾人不問其主旨如何,但為維持權勢計,竟以多數人命供諸犧牲,此吾人所不取者也。夫戰爭固非吾人所歡迎,然既已開戰,兩軍兵士之死傷,似屬不得已之事。乃因之害及良民,實為惡虐,對於敵人且然,況於同胞乎。孫文既駐廣州,無論何時,應有保護市民生命財產之覺悟。若使無此覺悟,徒為戰爭,犧牲良民,不問手段如何,專以維持權勢為事,是不啻惡王虐主之所為。傷德之事,莫此為甚。

今人論「六四事件」,有指軍隊鎮壓乃不得已之手段,否則中國亦無今日之繁榮。此中因果是否真確,難作評論。但政府妄動干戈,令無辜平民死傷,卻是鐵一般的事實。如果當年的中國政府,能夠展現出四川地震後對人民的那種關愛,則「八九民運」之結局,想必完全不同。

同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論指摘孫中山為真正的「反革命」:

真正的革命,並不是一部份人士實現其主義的運動,而實為大多數人民自動的推翻惡政治,實現其幸福生活之運動。一部份人士實現其主義之運動,要能夠變成功革命,至少必須有大多數的人民予以同情,取得大多數人民的代表的地位。

孫文以革命黨自居者垂三十年,且以唯一革命黨自居者垂三十年。卻是對於革命的真義,毫不知道。他三十年來努力的目標,曰以黨建國,以黨治國,而不知黨之所以有意義,在於為人民的代表。以黨治國之所以有意義,在於代表人民以治國。否則以一部份黨人治國,與以一部份特殊階級,與一個獨夫治國,有什麼分別?孫文不知道這個道理,所以根本已失卻革命的意義了。

然使所為者,仍是以國民幸福為目標,則以中國人民之好靜不好動,好受惠而不好自助,國民黨仍不失為有價值的一個政黨。可是實際如何?十幾年前推翻滿清,可說是代表漢族以反抗非漢族的滿清。幾年來幾次護法,已不成東西了,然猶可說是代表人民,以反對北洋軍閥。到了今日,以全力壓迫商團,試問他是代表什麼?反抗什麼?他簡直是明白宣布,自儕於軍閥,以壓迫民眾的真正革命運動了。」

今日中國共產黨一黨獨大,猶似當年的中國國民黨。這種政治形勢的形成,固然很大程度上是歷史因素使然。我亦不能排除,在當前中國的形勢下,一黨獨大乃務實的做法。然此等只能為權宜之計,斷不能奉為常態。

今年是前清《欽定憲法大綱》頒佈 100 週年,也是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逝世 100 週年。當年清政府在革命的陰霾下,被迫頒定了中國歷史上首部憲法大綱,研究君主立憲、變法求存。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中國早就走向共和,但除了台灣地區之外,中國人仍未享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這條民主之路,幾代中國人前仆後繼,已經走了一百年,還要再走多久?在中國迅速崛起、政府逾趨開明的當兒,我們期望的不僅是平反六四,而是中國早日出現真正的民主,這是悼念六四事件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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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 · 數學 · 歷史

徐光啟、幾何原本 與 數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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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何原本》 (Euclid’s Elements) 是古希臘哲學家歐幾里德的著作。徐光啟在 1606 年(明萬曆 34 年),與當時旅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 (Matteo Ricci) 合作,花了一年時間將此書的第 1 至 6 卷(亦即關於平面幾何的部份)翻譯成中文。

提起《幾何原本》,皆因近日拜讀了《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 徐光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其中有《翻譯幾何原本的文化史意義》一文。文章作者、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周振鶴指出,徐光啟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軀,他對《幾何原本》的興趣,不僅在於其表面上的實用價值,亦在於對數學這種思想文化的欣賞。我們透過以下由周教授所引徐光啟的說話,可以略知一二:

「下學工夫,有理有事。此書為益,能令學理者怯其浮氣,練其精心;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故舉世無一人不當學。」

「思窺其象數之學,以救漢宋以來空言論學之失。」

「能精此書者,無一書不可精,好學此書者,無一事不可學。」

徐光啟認為,西方數學之思考方法,可補中國學問之不足。他又說,一旦把西方數學引入中國,「百年之後,必人人習之」。可惜,到了一百年之後的 1706 年(康熙 45 年),雖然康熙皇帝本人對數學有很大興趣,但一般讀書人還是沉溺於章句小楷之中,這種情況直至近代才發生改變。

參考文獻:

周振鶴:《翻譯幾何原本的文化史意義》,收入《中西文化會通第一人 徐光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