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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科技接受程度的個人反思


UTAUT 模型 (Venkatesh et. al., 2003)
解釋科技接受程度的 UTAUT 模型 (Venkatesh et. al., 2003)

早前提到「數位原生代 (digital natives)」與「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對新科技的接受程度有異,從而造成學習上的差異,甚至形成數碼鴻溝 (digital divide)(詳見《教育科技應用 知難行更難 | 有涯小札》)。有一派研究利用名為 UTAUT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Venkatesh et. al., 2003)(詳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的理論模型,嘗試找出人們接受或不接受新科技的原因。結果顯示,人們對該科技的「易用 (effort)」及「有用 (performance)」程度的主觀判斷 (expectancy),是決定其接受程度的主要因素。其它較重要的因素還有社群影響 (social influence) (例如:別人的行為及看法)及其它的配套 (facilitating conditions)(例如:技術支援及培訓)。

採納任何理論模型之前,必須先反思其合理性。尤其在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所謂的「理論」往往欠缺普遍性 (universality),例外的情況非常多而且難以解釋。因此閱讀這些文獻時,必須時刻警惕,以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每一個概念。批判可以從自我反思開始。以下,我嘗試從 UTAUT 的觀點,思考我自己學習及接受新科技的歷程,看看是否跟 UTAUT 的理論模型吻合。

GW-BASIC_3.23
自學電腦初期使用的 GW-BASIC 編程介面

我毫無疑問是一個數位移民。在我出生的年代,個人電腦並不普及。電腦對我來說既無必要,學了亦無功利意義上的利益。但我慶幸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機會接觸到電腦。當時我在公共圖書館的免費電腦課程上「學習」用 BASIC 語言編寫電腦程式。其時全班只有一部電腦,我們只能在紙上寫下簡單指令(如 PRINT “HELLO"),再由老師抽取幾份「程式」輸入電腦作演示。整個課程其實沒有學到甚麼,卻點燃了我學電腦的一團火。此後差不多有五六年時間,我的唯一「理財目標」就是儲錢買電腦。這個夢想在升中四的暑假達成,從此就開始了我自學電腦的時代。直到在大學主修物理時,才讀了三門跟編程有關的自由選修科,學了一點 C++,才算是接受過正式的電腦科學訓練。較高年班時,我走上了計算機物理的道路,把電腦編程應用在解決科學問題上。此後進研究院做研究,更是跟電腦編程密不可分。出來教書之後,主力任教資訊科技的科目,亦時刻思考如何以資訊科技改善教學及提升工作效率。由是觀之,我學習電腦是由興趣開始,之後才轉到實際應用上去。套用 Biggs 的學習模式 (learning approach) (Biggs, Kember & Leung, 2001) 的說法,在這件事情上我無疑採用了非常「深層型」的學習模式 (deep approach)(詳見《香港大專學生的學習動機研究 | 有涯小札》),在繁重的課業之外仍花了很多時間去學習這門跟成績沒有關係的科目。而我亦相信這種深層型的學習方式,一直影響著我在其它範疇上的學習和工作,使我任何事情都力求融會貫通,並且習慣了獨立及冷靜地面對困難。

上面提及 UTAUT 中影響接受程度的幾項主要因素之中,易用程度是內在動機 (intrinsic motivation),而有用程度、社群影響及配套等則是外在動機 (extrinsic motivation)。其它的內在動機也包括態度 (attitude) 、興趣 (enjoyment and playfulness) 及憂慮 (anxiety) 等,卻沒有成為 UTAUT 的四大直接因素。有文獻指出,內在動機比外在動機更能影響人們接受新科技的程度,但大部份其它研究都過份著重後者而忽略前者 (Yoo, Han & Huang, 2012)。換句話說,UTAUT 比較偏重於外在動機,對於內在動機的直接考慮只在於易用程度一項,淡化了興趣等其它重要因素的直接影響。其實無論是在學習模式 (learning approach) 理論,還是經典的動機理論 (motivation theory) 之中,興趣都是主要因素,UTAUT 沒有將之放入其四大主項之一,似乎是一種缺失,但這個論斷還得查找其它文獻證實。

在我的個別情況而言,內在動機的影響確實遠超外在動機,而當中又以興趣為最主要,跟「深層型」學習模式的說法吻合。但如果直接套用 UTAUT 的四大因素來分析,會得出以下結果:

一、易用程度:科技是否易用,對我來說並無重要影響。基於對電腦的極濃興趣,我在第一次獲得個人電腦之後,就瘋狂地學習一切相關知識。那個年代的電腦一點都不易學,更不易用,所以很明顯這因素已被興趣蓋過。雖然後來的學習和工作經驗令我習慣了面對困難,提升了主觀上的易用程度,但我仍是會毫不猶疑地去學習我認為困難的技術,因此易用程度這因素仍是毫無影響。

二、有用程度:這影響是有的,但至少在我學習電腦的初期不是決定性的。那個年代在學習上用到電腦的情況不多,因此當時沒有考慮任何功利的原因。直到上了大學,電腦及互聯網開始普及,再之後出來工作,Web 2.0 及流動上網先後興起,我才較多地想到如何利用科技改善工作,令「有用程度」成為較重要的因素。

三、社群影響:在同儕之間,我是屬於先行者 (early adopter),我並不是因為別人都在學電腦,或害怕別人的壓力才去學。但豐富的電腦知識有助建立正面的個人形象,而且為了應付幫助別人解決問題的義務,又迫使我掌握更多的電腦知識。這些可能會成為一種社群影響。

四、配套:我初學電腦時,學校沒有提供電腦課程,因此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讀書自學,遇上書本上都沒有解釋的問題,就唯有自己動腦筋解決。因此,配套可謂是近乎零。在這種情況下我仍能堅持學習,證明配套在初始階段沒有影響。但近年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尤其是智能電話的出現,方便我加速學習新知識,這又成為了一種助力。

綜合而論,UTAUT 的四大因素之中,外在動機中的有用程度在近年變得比較重要,而社群影響及配套則只有輕微影響。內在動機方面,易用程度沒有影響,反而四大因素以外的興趣因素卻蓋過了所有其它因素。結論是,UTAUT 並不能完滿地解釋我成為數位移民的原因。也許我是比較不正常的一類,但興趣因素確是一種廣為人知的內在動機。偏重外在動機,等於假定大多數人面對新科技時只會探用淺層型學習模式,忽略了自發的深層型學習的影響。UTAUT 是否考慮不週,還是我對其了解有誤,在使用 UTAUT 前應該要先深入探究。

相關文獻:

Biggs, J., Kember, D., & Leung, D. Y. P. (2001). The revised two-factor Study Process Questionnaire : R-SPQ-2F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71, 133–149.

Venkatesh, V., Morris, M. M. G., Davis, G. G. B., & Davis, F. F. D. (2003).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ward a Unified View. MIS quarterly, 27(3), 425–478.

Yoo, S. J., Han, S., & Huang, W. (2012). The roles of intrinsic motivators and extrinsic motivators in promoting e-learning in the workplace: A case from South Korea.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8(3), 942–950.

延伸閱讀: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教育科技應用 知難行更難 | 有涯小札

香港大專學生的學習動機研究 | 有涯小札

數位原生(Digital natives)和數位移民 (Digital Immigrants) @ 教育行政筆記與生活記事 :: 隨意窩 Xuite日誌

教育新聞:數位移民 與 數位原生代 的 代溝 – 數位教學3.0 知道與不知道的距離是…無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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